他干嘛？”陆子姗有些奇怪，“昨天不是给你看了他的资料吗？怎么？有问题？”
“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他结膜炎的就诊资料，还有他结膜炎之前去的旅馆究竟是哪一家？”
“就诊资料有，这是他自己提供的，还挺详细。”陆子姗翻阅了手边的资料，“不过他去的是哪家旅馆我们不清楚，他只说是一个镇子上的小旅馆。”
“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祁镜说道。
“不管他去的是哪家旅馆，还是之后结膜炎的发展情况，其实都和主要矛盾没什么关系。”陆子姗有些诧异，不知道祁镜为什么要在这种问题上纠结，“你提到的这些情况和最后的诊断有关系吗？”
“现在还没办法确定。”祁镜没多做解释，而是继续问道，“那次他旅游回来后有没有奇怪的症状？”
“不清楚，似乎就只有一个结膜炎。”
祁镜叹了口气：“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你和你的老师是原告律师还是被告的？”
“你问这个干吗？”
“就随便问问。”
“老师是好几家医院聘请的顾问，一直是站在医院方的。”陆子姗也有点无奈，说道，“这个案子太棘手，在上京那么久根本找不到突破口，不知该如何下手。能找到的证据也很有限，举证责任倒置实在太麻烦了。”
祁镜对这个举证责任倒置也颇有微词。
不过制度是客观存在的，没办法改，他们只能在框死的制度里尽量寻找存活下去的办法。
祁镜提议找上几位肿瘤专家，证明癌细胞有低几率自愈的可能性。这在国外sci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除了几率很低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异性区别。只要能解释清楚，说不定可以撤诉私了。
不过唐惠民的强硬态度超出了祁镜的想象，而且在法律上，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医院没有误诊。
这种情况下被告方劣势明显，前两次开庭，局势也几乎是一边倒地倒向唐惠民。
其实不管陆子姗在原告方还是被告方，祁镜都会去揭开背后的真实结果。只是现在站在同一战线，祁镜会把自己的目的和计划都说出来：“我觉得他的既往史有问题，表现出的是普通炎症，但在身体内部会造成肿瘤细胞萎缩甚至消亡。”
“你能找到证据吗？”陆子姗说道，“没有证据对方根本不会让步。”
“有些病毒是有这种理论基础的，只能试试看了。”祁镜说道，“我这两天估计要去趟上京。”
“我陪你去吧，正好过几天要开庭，我得飞回去帮老师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