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起到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这个六十年，是一部耻辱的历史。
《辛丑条约》给日本的赔款中，拿出20%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在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文化事务局”（亚洲局局长兼任）和“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
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退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自然服从于日本的利益，同时也培植一批符合日本利益的文化精英，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充当其走狗。
二来是国府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氏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在19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三是******的厚此薄彼的打压政策，将相当多的“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当时在中国，******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
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最后一点则是因为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
由于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
因此，在华北、华南的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只派驻顾问一类监控，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炮灰。
伪军在被派驻某地后，军饷给养是不由日军负责的，一切任其在当地“自筹”，说白了就是交足给日本人的，剩下刮的就是自已的。大中城市里有日本兵驻扎控制，小县城里一切都是自已说了算，四处搜刮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