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抢夺物资等任务，还包括搜集情报，奴化拉拢老百姓和抗日人士等等。
抗战中后期，正是因为大量伪军的出现（数量甚至超过日军），帮着日军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并大大缓解了日军兵力的窘迫。有伪军帮着守备地方，甚至还协同日军扫荡，鬼子自然腾出了更多的机动兵力，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围剿打击。
所以，杨天风要提前动手，尽量把这些地方武装收归己用；形如土匪的，则加以消灭，以免其日后为虎作伥。
顶着鲁豫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的头衔，杨天风编并地方武装还是有些借口和理由的。
当时在山东，除了八路军的政权，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和于学忠的苏鲁战区在争夺政权上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于学忠是以战区总司令名义入鲁的，负有节制鲁、苏两省军政之责，官位应在省主席之上。沈鸿烈作为省主席和战区副总司令，应从属于于学忠，而沈却自作主张呈请国民党中央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委员，而行政院会议也竟通过了这一任命。
于是，沈鸿烈便要于学忠作为山东省政府委员的身份听命于自己，由此也可看出蒋对于学忠的态度。他对于学忠是不信任的，不甘心将山东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于学忠。
于学忠不满沈鸿烈的所作所为，便在经费上刁难沈鸿烈。因为经费是统一由国民党中央用空军投给鲁苏战区司令部，再由于学忠转发给山东省政府和新编第四师。在转发当中，于学忠经费充裕时，就如数拨给；在经费不足时，于学忠就托辞不发或少发。于学忠在经费上掌握主动、有权，而沈鸿烈则受到很大束缚，对其部属不能按时发饷，影响统治威信。
而且，于学忠以战区名义大规模整编山东地方部队，更为沈不满。这些部队，许多是沈已控制或力图控制的。如张里元、秦启荣、赵保原、厉文礼等都是沈鸿烈任命的专员，其部队已被沈点编为保安部队。但这些部队，都被于学忠整编为战区游击部队。这种整编不仅削弱了沈鸿烈保安司令部的力量，而且使沈不得不重新调编所属保安部队。
沈、于二人的明争暗斗，自然影响到了山东各地方武装的给养和前途。加上省政府和战区司令部都在微山湖以东的鲁南、鲁中地区，对鲁西、鲁西南鞭长莫及。这些被沈任命为专员或保安旅、团的武装不仅经费短缺，且时断时续，更对沈、于发出的命令不知该如何执行。
而在敌后坚持抗战，现实是必须掌握的生存技巧。换句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新七军的崛起，便给这些地方武装提供了选择的余地。